寻找那扇没有装过锁的门

——严力小说中孤独的意识

众多有成就的美国留学生作家中，严力可以说是很年轻的一位，然而也是颇具特色的一位。他多才多艺，既是诗人、小说家，又是画家和摄影工作者，同时又是一位很有创新意识的装置艺术家；他在国内时曾经激进地反叛传统，到了国外却又冷静地怀疑现代；他为追求新的艺术体验而飞离故土，却在异国他乡重新发现了祖国文字的魅力；他的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既跳跃着现代美国生活那快捷而多变的节奏，又蕴涵着中国作家所特有的忧郁气质；他有一颗敏感而热情的心，却又在作品中流露出洞穿世态的狡黠。可以说，严力和他的创作不仅具有相当丰富的艺术内涵，而且包含着许多值得关注的文化意味，构成了新一代美国留学生文学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现象。

严力1954年8月28日生于北京，亲身经历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祖国的深刻变迁，而且曾经是朦胧诗和前卫派绘画的早期推动者之一。1985年严力自费留学美国，1987年在纽约发起组织了“一行诗社”，并出版《一行》诗歌艺术季刊，担任主编。《一行》开始是靠二十几位成员交纳会费办起来的，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已经成为一份在海外华人中颇有知名度的中文诗刊。这样一份民间的汉语出版物能在浩如烟海的英文报刊中间存活下去，是与严力及同行们对母语写作的热爱分不开的。多年来中文写作一直是他施展才华的主要渠道，90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提倡母语写作的文章，仅其中发表在大陆报刊上的就有《带母语回家》、《母语之根》、《母语和语言的感受》和《母语的遭遇》等，在华人文学圈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共鸣。他以纽约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纽约不是天堂》和《与纽约共枕》分别在大陆与台湾出版并获得相当的好评，可见其“母语写作”还是很得人心的。严力的大部分作品是在港台、大陆、瑞典、和美国的杂志报刊上发表，其中有很多篇章被译成英文出现在美国的杂志报刊上。他有时也兼用英语写作，已出版了数本中英文诗歌集。

早在“文革”期间，处于潮流边缘的严力就开始了写诗的尝试，并且与后来声名赫赫的青年诗人北岛、芒克、多多等人有着密切的交往。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氛围中，文友们无法进行很公开的沙龙和集会，却可以相聚于其中几人插队的白洋淀，秘密而热烈地讨论一些关于哲学和艺术的问题。也就从那时起，严力走上了画画和写诗的道路。70年代后期，北京发起了两个很著名的前卫性艺术组织，即北岛主持的《今天》诗刊和黄锐主持的《星星》画会，严力同时是二者的骨干成员。起初严力主要是作为一个画家，成名于在北京和上海成功举办的几次超现实主义画展。80年代初严力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并且结合对绘画艺术的体会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超现实主义风格，但是正式发表的作品很少。赴美之后严力一直坚持文学创作，经过数年异域生活的丰富体验而逐渐走向创作的丰产期，在出版刊物和诗集的同时又写出了一批反映当代纽约生活的散文和小说。无论从生活道路上还是从作品风貌上来看，严力都与老一代的美国华人作家大异其趣。他对那种意识形态化的理想主义风格持反讽的态度，却又以理想主义者的身份自居。作为一个纽约客，他更善于从个人内心活动的角度来透视都市生活、体会现代人处在高节奏生活中种种复杂的际遇，然后又以一个艺术家的灵敏，把那份荒诞感受挥洒成一篇篇漫画式的文字。

严力的诗是从朦胧诗来的。但是与北岛、杨炼、顾诚等人不同，他的诗中激情的成份较少而反思的因素偏多。这并不等于说严力在自己的诗歌中回避激情，相反他自认为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透过那些乱石般破碎而坚硬的文字，人们可以读出一种更深层的渴望和悲伤，感受到诗人从独特的层面上对生活意义的发现、品味和关注。当然，跟他的绘画一样，严力的诗往往透露出一丝超现实主义的意味，表面的怪异洒脱背后徘徊着一个无可驱谴的凄凉的幽灵。这种风格恰好折射出一代人的特定心态，或者说凝聚着这些远走他乡的流浪者曲折的心灵史。他们是怀着斑斓的梦想来到地球的另一边，却发现这里并不是天堂。作为对“现代化”的悖论性本质有着深切体验的诗人，他们心中的情感是复杂而无可依托的。这种情感基调决定了诗人不可能纵情地歌唱，也不可能痛快地哭泣，而只是孤独地诉说着，却不指望有谁在真正地倾听。且看严力到达美国后不久写的一首《还给我》：



还给我

请还给我那扇没有装过锁的门

哪怕没有房间也请还给我

还给我

请还给我早晨叫醒我的那只雄鸡

哪怕被你吃掉了

也请把骨头还给我

请还给我半山坡上的那曲牧歌

哪怕已经被你录在了磁带上

也请把笛子还给我

还给我

请还给我

我与兄弟姐妹的关系

哪怕只有半年也请还给我

请还给我爱的空间

哪怕被你污染了也请还给我

请还给我整个地球

哪怕已经被你分割成

一千个国家

一亿个村庄

也请你还给我



这首诗后来在1991年北美中华文艺协会的征文中获得新诗组第一名，1994年又获美国国家诗歌图书馆诗歌杰出成就奖。它的获奖不在于环境保护主义方面的阐释，而在于其点破了当代社会中一份普遍存在而又难以言说的深层情绪。面对一个日益人工化、程序化的世界，有的人兴奋，有的人厌倦，有的人欢呼，有的人诅咒，当然大部分人的态度并非那么明确和单一，而是在一种爱恨交加的矛盾境地中徘徊。尤其是对于那些刚刚踏进纽约社会的外来者来说，往往一方面充分地领略到生机勃勃的大都市气象所带来的激动，另一方面又很快体会到一种更深的怅惘，这就构成了日常生活中目的和手段的分裂。这种悖论性分裂所带来的精神隔膜和价值错乱，正是所谓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诗人对现代文明这种内在的创伤有着甚为痛彻的感受，但他对庸俗进化论和廉价的乐观主义态度嗤之以鼻。他觉得与其试图开出一剂包治百病的药方，莫如深入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裂缝中，看一看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毕竟过去的生活并不全是一场错误，人们一直在认真地寻找那种叫做幸福的东西，只是不小心丢失了另外一些宝贵的东西而已。寻死觅活固然不必，义愤填膺也是徒劳，但至少要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然而更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诗人并没有告诉我们，也不会告诉我们，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智力所及的范围而对他失去了意义。

由于对所谓现代化带来的人性扭曲抱有非常的敏感，严力在诗中也每每流露出一份发自内心的焦虑，但这种焦虑并不是用呼天抢地的方式喊出，而是以一种近乎自言自语的口气说出来的，这就大大地增加了诗歌的情感深度和语言张力。他的诗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类的句子：“如果能使我家园的地温升高半度／请把我活着埋下去”；“我要疯狂地运转／我不是天才／我是20世纪一台爱玩电的机器”；“到了23世纪／我要在笼子里养几架轰炸机”。这些声音都是那么灰冷甚至有些冷酷，后面却紧绷着一根巨大的情感之弦。它们所压抑的能量一旦释放，便会给因异化而即将陷入麻木的现代心灵带来一场痛彻肺腑的电击。现代诗往往难读，不仅由于其语言的抽象和隐晦，更因为其意义的散乱和可疑，这是由一种散乱和可疑的生活所决定的。严力的诗也不例外，其中很难找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主题，里面的情绪也无法用明确的语言来表叙。但是现代诗的“朦胧”性在严力那里得到了比较恰当的运用，因而并不显得过于艰涩。相反，由于诗人对汉语写作中意象表现方式的独到领悟，常会有一些很有灵气的诗句突然冒出，比如“也幻想花朵飞来／吸吮  枝头上的蜂巢”，又如“她被推下水去／压倒一片  成熟的水草／鱼儿如标点符号般  惊起”等等，读起来都很是别致新奇，令人惊叹不已。这些都使很现代的意象散发出古典的情调，其实后面隐隐约约地晃动的正是朦胧诗的影子。

所以严力的诗歌并不能算那种以最大程度唤起痛感为目标的现代诗。虽然诗中往往出现痛苦、绝望甚至死亡之类个人情绪化的题材，其内在的指归却是对人类根本生存的关注，用严力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种人性的东西。在他看来，诗歌可以作为“挖掘人性的工具”。[1]当然“人性”本来是一个模糊的词汇，其含义并非时刻都可以澄清，尤其是在诗歌里，根本就是无法、也无须定义的。诗人真正应当关心的是身边整个流动不已的世界，以及其中那碎花万点般迷乱的生活，而不是某一个抽象的观念。在一个高度理性的时代，概念式的肤浅表达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基本语言方式，为了反抗这种工具化的倾向，诗人在不断地进行探索而力图使语言保持它新鲜的力量。然而这对于疲于奔命的现代人来说是何其不易，正如严力在《敌人》这首诗中所感叹的那样：“创新太难／刚从床上爬起来／又梦入谋生的窝／……／创新太难／难如修改体内的战壕”。事实他一直在为寻求这种“人性的东西”而努力，这从他作品中那些打破常规的句式和词汇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但是，读严力的诗歌也会发现：在深层结构上，其中意象的成分和思辨的成分并未取得理想的融合，可见要真正地克服概念化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严力正式开始了散文和短篇小说的创作。由于其散文明显的叙事倾向和其小说独特的散文笔调，二者在严力那里变得很难彼此区分。如果一定要为它们找个名份，严力则皆以小说称之。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复合型艺术家的重要特色。严力认为，人类艺术的底质是一个大湖泊，各种艺术形式作为这个湖泊的沟沟汊汊，在根本精神上是相通的。如果刻意地强调它们形式上的差别，反容易限制了思路而使灵感的火花过早熄灭。[2]在艺术门类由于不断重新分化、融合而变得盘根错节的多元文化环境中，这个看法是很有见地的。虽然严力不是一个格调明快的作家，但读他的小说要比读他的诗歌轻松许多，这不仅因为其小说语言接近于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更由于作者在其中展示了作为当代都市人机智甚至油滑的一面。当然这种机智并不止于平面化的语言游戏，而是包蕴着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情感浓度。严力是在用近乎黑色幽默的方式表达了一份并不幽默的生活体验，这使他诗中那种常见的怀疑和质问化成了一股潜流，浸润在诙谐的表层叙事之下。严力的短篇小说大多以多姿多彩的纽约生活为题材，善于运用荒诞化的手法，其中夹着大量令人哭笑不得的议论与独白，因而显得富有喜剧效果，而其内在的调子则往往归于凄凉一派。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爱”的代价》、《一群驴》、《打电话》等。这种风格一方面与严力偏于忧郁的艺术气质有关，另一方面更是一种看似热闹繁华、实则孤独压抑的生存境况在创作中的投影。

《“爱”的代价》是严力较早期的作品，写一位中国留学生小王初到纽约时的一段见闻。小说内容既荒唐而又非常可信，在艺术上则显示出一种智者式的冷静笔法。小王刚来美国无处落脚，借住在“一位朋友的朋友”那里。后来小王被通知三天内另觅住处，因为“朋友的朋友的另一个朋友”要从大陆来留学（作者连续使用一些奇特的重叠称谓，流露出当代都市人之间那种深刻的隔膜感和荒谬感）。他按照报纸上的广告，租到了一对分别来自台湾和大陆的中国夫妇的房子。不料“朋友的朋友”得知了小王的新房东后显得很吃惊，因为这位漂亮的太太曾经是他的女朋友而后成了别人的妻子。（用严力的话来说，是“嫁给了一张台湾来的绿卡”。）但是不久小王却发现，“朋友的朋友”竟是那位台湾先生的下属，而且与那位太太根本就没有断绝关系。于是小王恍然大悟，认定他们是在利用台湾先生。他对这种做事方式感到很不愉快，心里却又同情这对用心良苦的恋人。但是令人咋舌的事还在后头。一天小王因醒得太迟而没有去上学，无意中听到了隔壁的一场谈话。原来台湾先生准备离婚以成全他太太，然后用结婚的方式帮助那位“朋友的朋友”的妹妹来美国！小王真是大开眼界，感慨万千。而正当他一连好久总觉得这件事不是那么对劲的时候，却撞上了一个尴尬的场面：他的“朋友的朋友”正在陪台湾先生上床――那位奇特的“恩人”原来是一个同性恋者！于是谜团解开，故事到此结束。《“爱”的代价》这篇小说篇幅很短，内容也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其中的悲剧意味远远超出了一个留学生故事本身。许多人向往外面的世界，然而在他们兴致勃勃地跨出国门之前，又有谁能料到世上还有这样一种聪明的生活方式、还有这样一份令人啼笑皆非的辛酸？

在写《一群驴》的时候，严力的笔法已经相当圆熟。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他会成为一个凭技巧取胜的作家，相反严力总是在表达一些超出技巧之外的东西，这就是对于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感悟。夏天到了，人们纷纷外出度假，纽约城里的朋友一下子少了许多。“我”也经不住大自然的诱惑而逃离城市，于是把那些爱赌博的朋友扔在了拉斯维加斯的赌桌上，一个人驱车来到城外荒凉的红石峡谷看风景。其实这里也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唯一的风景就是那些几乎寸草不生的巨大岩石，它们单调而强悍地站在那里已不知多少年。就在快要离去的时候一群驴出现在视野中，它们逍遥自在地在路上散步，其中有一头还很亲热地靠到“我”身边，那样子好像是过去的一个女朋友。“我”忽然想到这些驴可能是有人特意养在这儿吸引游客的，于是驱车离开了这个圈套。后来“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这些驴是一群输光了的赌客变的，其中还有那个名叫小三的朋友。小三是一个常败将军，所以一旦赢了钱便高兴得发狂，还会请大家到最好的餐馆去吃饭。当然通常情况下，第二天他又会把钱几倍几倍地输出去，口中还念念不忘昨天的辉煌。做了这个梦后再去红石峡谷时，发现有一头驴真的越看越像小三，于是“我”摸着它的脑袋对它说，如果你想通过赌博来向政府交税的话就不必变成驴，但你想的是赢出这个月、下个月甚至下半年的房租，所以只好输光了变成这个样子。回到赌桌上，发现小三还在，而且居然赢了钱。他听了这个关于驴和梦的故事后说既然只有那么几头驴，证明输的人不会很多。这个幽默把大家都逗乐了，但“我”觉得那群驴总是代表着某些人。

纽约作为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可谓光怪陆离。在灯红酒绿的曼哈顿，街头的流浪汉也构成了一大风景。严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道特殊的风景，让人从中看到这个繁华世界的另一面，同时也领略到一种既荒诞又似曾相识的情绪。《打电话》写“我”出门寻找摄影素材，忽然听到有人在开心地大笑，原来是一个无家可归者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部旧电话。他看起来不像是神经有什么问题，却煞有介事地用它给上帝、儿子和情人各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上帝自己的衣服不够，约上帝到纽约来玩。不过因为天堂的东西也很贵的缘故，所以上帝来看他的时候就不用带衣服了，只要带个姑娘来就行了。 “我”忽然想他打的大概是对方付款的那种，而上帝如果跟我们一样在兜里揣个钱包那可真够幽默的。胡思乱想了一通之后，“我”为拍下了几个难得的镜头而暗自得意，同时却又感到自己有些虚伪。正在这时候，又一幕自言自语的艺术表演开始了：“‘嘿，玛利雅，我在这儿呢，过来吧，我也不知道这条街叫什么名字，反正我在这儿，你过来就是了……嘿，你与哪个母狗养的在睡觉？我他妈的。’他把电话狠狠地挂上了，那种气愤的样子肯定是对方激怒了他，大概过去曾发生过类似的爱情遭遇。”在发现自己正在被拍照后，他向“我”要烟抽，又要了一块钱。当他把自己当作了演员而再次进入角色时，“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于是离开了。而那位街头艺术家也并没有再玩下去，他把电话机扔进了垃圾桶，戴着一顶捡来的红帽子沿着街角拐过去了。在这类破碎而缺少情节的故事里，一切似乎都是那么无聊，却又似乎具有某种更为深沉的悲伤情绪，这正是严力现代都市小说的意味所在。

对小说结构的艺术处理是作家展现自己个性的重要途径。读《“爱”的代价》、《一群驴》、《打电话》等作品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严力在行文中并不很看重传统意义上小说的故事性。为了痛快地表达某种思想或情绪，他往往突破真实与虚幻的界限，以主人公的意识流或一个超然于事件之外的他者的眼光来贯穿全篇。这就冲淡了小说的叙事色彩而增添了许多思辨的意味，也正是严力之所以成为严力的地方。叙事性的冲淡意味着小说结构的零散化，使许多原本只有在情节推进中才能展开的事件被抽去了时间特征，在观念世界里被简化成一幅幅可以任意翻阅的象征图画；思辨性的增强则使这些图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平面描绘的功能，从而随着视角的转换营造出一个联结的、立体的、而又纷繁错乱的审美空间。《“爱”的代价》正是通过一个第三者的视角消解了那份沉重的临场感，把一个悬念故事变成了一个黑色幽默。这种由时间性到空间性的转换实际上内含着一种对日常合理性的逃避，是一种对真实的、历史性（时间性）的生存意义发生深刻怀疑之后作出的象征化、漫画化（空间性）的审美选择。在《一群驴》中，每一个象征符号都负载着思想的碎片四处飞舞，而全篇却没有一个逻辑上的中心，这意味着生活已经难找出什么确切的意义。如果一定要追问驴和赌徒有什么内在关联，相信连作者也未必能够说清，正如他无法解释自己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但是就像他说的那样，那群驴总是代表着某些人，而《打电话》中那部被遗弃的旧电话也可以看做人和人之间某种关系的象征。当然这只是一些碎片化的隐喻，只可直观而无法深究。严力不是专业作家，他原来学的是美术，后来主要从事绘画、摄影、装置等空间艺术的创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表达方式，使他习惯于以一种绘画式的风格来驾驭语言。当然他的“空间化”策略并非一个任意挥洒的借口，其中包蕴着一份深沉的、甚至有些苍凉的人生感慨。这种淡化情节而突出情绪的叙事结构是一种快节奏生活的产物，也体现了新时期美国留学生文学中某些共同的现代主义风格。

严力的小说语言也是富有特色的。小说中的人物多是没有什么远大理想的灰色人物，更没有伟人气概和英雄壮举，他们的活动轨迹基本上以个体生存为圆心。但是作者却从这种平庸中发现了许多比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更为震撼人心的东西，那就是生活本身不可理喻的荒谬性。这种关于荒谬的意识深深地浸透到严力的语言中，构成了其悖论式幽默的主要因素。如在《雪地上的鸽子》中，作者对公园里的流浪汉做了这样绝妙的描绘：“椅子上站立起一堆衣裳，开始慢慢地踱步，几只鸽子有礼貌地快速让出一条路来……”在这里人的尊严被暗喻为一堆破旧的布料，而四处觅食的鸟类却变成了秩序和理性的象征，严力用这种充满悖谬的艺术语言表达着一些难以理喻的事件。在《未完的启示录》中，主人公见到情人留给自己的遗书后“激动得痛哭流涕，并思忖着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自杀”，而这位多情种子是怎样自杀的呢？他“把安眠药扔在嘴里含了一会吐进抽水马桶，那苦涩的味道使他清醒得如同刚刚领了一个月的薪水，他出门去买了一些食物。”怪异的比喻和诙谐的对照剥落了“现代爱情”的崇高性，使一个本来可以演绎成悲剧的故事以喜剧的形式草草收场。另外，在《为谁创作》、《纽约不是天堂之门》、《装置艺术》、《一个计划》等表达留学生活感受的小说中，严力都尝试了汉语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他习惯于使用荒诞化的语气和句式，这正好适合表现身旁那个荒诞的世界。

通过其诗歌和小说的艺术特色来看严力，自然可以发现许多与众不同之处。但若仅止于此，则无异于买椟还珠。一个作家的风格决定于许多方面的因素，而最根本的还是他创作中的情感与思想内涵。情感与思想作为个体人格精神的外化，记录着为最丰富的文化信息，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其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关于复杂的西方世界和顽强的母语文化对这批流浪诗人的双重制约，严力曾写道：“作为客人受到欢迎只能是暂时的，时间长了，客人的定义也就没有了。当过客人的人却又不想回家就会更痛苦……我们这一批八十年代来到西方的中国现代诗人很难直接阅读英文诗……每个词后的历史故事我都无法全部了解。”[3]从文化角色上来讲，严力等人实际上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中。80年代“洋插队”中出去的一批人大多有特殊的成长经历，因此很难对哪一种文化取得真正的认同。他们出于对西方生活的向往而离开祖国，却又没有真正融入另一种文明中，这就决定了其内在的漂浮性；他们在精神上是一些主动流浪的边缘人，因此又不可能像老一辈旅美作家那样以被迫流浪的悲剧姿态出现，这就决定了其内在的非崇高性。正是这种漂浮性和非崇高性，再加上现代都市生活在生存层面上给人的巨大压力，使他们大多对自己有世俗的和理想的双重定位，很难全心地潜入生活中品味每件事情的内在意义。因此，不论其“叙事”还是“反思”，往往都是注重于此时此地的生存体验，从而缺乏足够的历史深度，更不用说某种神圣的使命感。同时，作为“文革”中在国内长大的一代，严力们与“传统”的关系也相当微妙复杂，对于中国文化背景的体认也深深地打上了那个特殊时代的印记。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只是在漂浮中咀嚼那份怅然若失的怀旧情绪，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离恨和乡愁；相反，他们甚至已经在流浪中获得了某种新的自在感。所以，他们与其说是恋根的一代，不如说是无根的一代。

自怜而自嘲的心态在严力的诗歌和小说中时时有所流露，使他的创作与老一代旅美华人作家的“浪子悲歌”有着内在本质上的区别。因此，虽然严力作为中文诗刊《一行》的主编一直在倡导“母语写作”，却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文化回归。在生存观念和艺术精神方面，他都比前辈们更加主动地与祖国的传统拉开了审美距离，从而使其创作带有相当冷静的批判性，同时却又具有浓重的现代情绪。这种距离感可能是严力们最独特的财富，但也可能是他难以逾越的一个障碍。因此，严力文学创作中所表现的荒诞、孤独和错乱并不能仅仅看做一时的迷惘，也不能仅仅看做对现代派艺术形式上的模仿，而是作者一部分真实的生存感受的外化，它至少说明了某种深层压抑的存在。这种压抑并非“现代化”本身的过错，而是人们误解了它的含义之后为自己订做的牢笼。其实人人都像严力一样，希望这个越来越匆忙的世界“还给我那扇没有装过锁的门”，而文字的钥匙却不可能一下子打开那么多的锁。作为一个有多种艺术经验的作家，严力已经学会了在精神的流浪中掌握某种平衡，使自己不至于在理想与世俗的夹缝中完全沉落。他曾在一篇创作谈中宣称：“向一个理想接近的人或人群是物质的主人，是不会颠倒人生之精神本质的……我的诗歌创作是基于个人的，是局限于这一历史时期的，忠实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个人内心经历。”[4]这很好地概括了其独特的文化姿态。我们在从他的母语写作中受到启示的同时，也祝愿严力以及千千万万个严力们，早日找到那个温暖的家园和那扇不上锁的门。当然，这也只是一个愿望而己。

99.1


注释：
--------------------------------------------------------------------------------

[1]  严力：《从诗的角度》，《作家》1997年第二期，P73。

[2]  沙琳：《面对无情》，《今日名流》1994年第九期，P35。

[3] 严力：《母语之根》，《东方》1994年第五期，P88~89。

[4] 严力：《从诗的角度》，《作家》1997年第二期，P73。

[本日志由 okuc 于 2007-04-08 05:09 PM 编辑]
文章来自: 本站原创
引用通告: 查看所有引用 | 我要引用此文章
Tags:
相关日志: